黃元御，名玉路，字元御，一字坤載，號研農，別號玉楸子，生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1705)九月，卒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九月。山東省昌邑市人，清代著名醫家。在注疏經典方面，著有《傷寒懸解》《金匱懸解》《素問懸解》《靈樞懸解》《難經懸解》;在闡發經旨方面，著有《素靈微蘊》《四圣懸樞》《傷寒說意》;在融匯創新方面，著有《四圣心源》;在本草方面，著有《長沙藥解》《玉楸藥解》。黃元御醫學理論的要點是：立中氣，升降立論;重陽氣，扶陽抑陰，其論“中氣升降，是生陰陽”，繼推“四維”以全機變;論病皆從中氣升降立論，認為“百病之源，源于陽衰土濕”，故應瀉水補火，扶陽以抑陰;崇尚補火建中，溫陽補土。
從醫經歷
雍正十二年甲寅( 1734)八月，正當黃元御風華正茂的而立之年，不幸偶染目疾。又因庸醫誤治，致使左目失明。這段人生旅途上的重大挫折，在他的著作中屢有記述。首先見于《素靈微蘊》，此書《序意》開頭便說道：“玉楸先生，宰思捐慮，氣漠神融，清耳而聽，明目而視。既遭庸醫之禍，乃喟然太息，仰榱而嘆日：是余之罪也。夫昔杜子夏、殷仲堪輩，禍劇折肱，而未嘗游思醫事，后之病者，不能遁天之刑也。”此書的《杝元
賦》里又說：¨乃偶攖末疾，見誤庸醫，夷然太息。”此書卷四《目病解》中，黃元御還以自己的目病治療過程為例，用“醫案”方式，寫出了這段被“庸醫損目”的經過。文中記道：‘‘玉楸子中外條固，夙無苛殃。甲寅八月，時年三十，左目紅澀。三日后白睛如血，周外腫起，漸裹黑珠。口干不飲，并無上熱煩渴之證。延一醫診之，高冠嚴色，口沫泉涌，以為大腸之火，用大黃、黃連下之，不泄。又以重劑下之，微泄，不愈。乃意外有風寒，用滾茶一盆，覆衣熏蒸，汗流至踵，不愈。有老嫗善針，輕刺白珠，出濁血數十滴如膠，紅腫消退，頗覺清朗。前醫猶謂風火不盡，飲以風燥苦寒數十劑，漸有飛白拂上，如輕霧蒙籠。伊謂恐薄翳漸長，乃用所謂孫真人秘方，名揭障丹，一派辛寒，日服二次。又有熏法，名沖翳散，藥品如前，煎湯熱覆，含筒吹熏，取汗如雨，每日一作。如此半月，薄翳漸長漸昏，蟹睛突出外眥，光流如電，脾陽大虧，數年之內，屢病中虛，至今未復。”此段通過對庸醫誤藥的分析，詳細闡述了他左目失明，中氣頹敗，身心遭到極大摧殘的原委。黃元御在《傷寒說意·自敘》中講道：“世之最難長者，得意之事，玉楸子往往于失意之中，有得意之樂。若使得志，則必失意，若使得意，則必失志。圣人無全功，造化無全能，與其得志而失意，不如得意而失志。二者不可兼，寧舍彼而取此。此中得失，不足為外人道也，此中憂樂，未易為俗人言也。"然而，他有時又想效法前人，著書立說走“硯田為農”的筆耕之路，并因此取號“研農”o他的這種想法，可見于其第一部醫著《素靈微蘊》的《序意》之中：“悲夫!昔屈子、呂子之倫，咸以窮愁著書，自見于后，垂諸竹素，不可殫述。使非意有郁結，曷能冥心于銜虛之表，騖精于恍惚之庭，論書策以抒懷，垂文章以行遠哉!”
黃元御學醫，受其堂兄黃德靜的影響較大。黃德靜，邑增生，重廉潔，不茍取，不妄交，精痘科，著有《痘疹輯要》等書。黃元御在研讀《傷寒論》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自己的醫學造詣。不僅在同黃德靜等交流時見地不俗，而且在臨證診治中也表現出高超的醫學造詣和才華。黃元御行醫、教讀不限于本省，足跡遍布北都(山西太原)、清江(今屬江蘇淮陰)、武林(今屬杭州)等地。其門人、弟子頗多，在江南一帶影響尤甚。
黃元御才思橫溢，抱負高遠，為實現其“當為名醫濟人”的目標，“勤求古訓，極深研幾”，重于實踐，且極力奮進，于“不頻假以消閑之日”的境況下，“研田為農，管城作君，流連尺牘，愛惜分音”，撰著立言。于溯委究源，融會貫通醫理之際，精研博采，積累匯總有成之時，自乾隆十三年戊辰( 1748)至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撰著《傷寒懸解》《金匱懸解》《四圣心源》《四圣懸樞》《長沙藥解》《傷寒說意》《素靈微蘊》《玉楸藥解》《素問懸解》《靈樞懸解》《難經懸解》《玉楸子堂稿》等醫籍，及《周易懸象》《道德經懸解》等著作，合計近200萬言。
黃元御在短短十七年之中，在“左目失明”“屢病中虛”“精力衰乏”的狀況下，在“不頻假以消閑之日”的境況下，撰成上述特色鮮明、理論與臨床均造詣精深的醫籍及易、道類著述和筆記類著作，實屬不易。
學術建樹
由于黃元御壯年即遭到庸醫損目的重大痛苦人生經歷，以及其受到的清代考據學派的影響，形成了他尊古崇經的思想和拒絕汲取后世醫家的學術理論和診療經驗的認知。故而黃元御在著書立說闡述其學術思想的同時，對宋元以后歷代名醫，尤其是劉河間、朱丹溪、薛立齋、張景岳等諸家學說竭力批判，認為“泄火之論發于劉河間，補陰之法倡于朱丹溪，二悍作俑，群兇助虐，莫此為甚”。黃無御的這種做法固然不足為訓，但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注重實際的研究方法、對氣化升降理論深入而精辟的見解及其學術思想的合理內核，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其主要學術特色與成就如下：
黃元御認為“醫家之要首在中氣”，中氣為陰陽五行之本，提出中氣升降論。其理論要點為：立中氣，升降立論;重陽氣，扶陽抑陰。黃元御秉承《內經》“升降出入，無器不有”的理論，視人為一“器”，以升降為機，以出人為用，其言“中氣升降，是生陰陽”，繼推四維以全機變。四維，即除脾外的四臟，“四維之病，悉因于中氣”。在論述疾病時，對氣(肺)病、血(肝)病、精(腎)病、神(心)病，皆從中氣升降立論，創立了獨特的黃氏升降理論。黃元御重陽氣，貴陽賤陰，認為陽主陰從，提出“陽盛而病者，千百之一;陰盛而病者，盡人皆是”。并且充分強調正氣的重要作用，甚至認為陰虛證的產生也源于中氣虛衰，論言“胃以陽體而含陰魄，旺則氣化而陰生”。黃元御認為，陽虛證的關鍵是脾土虛。脾以陰體而抱陽魂，旺則陰生而陽化。如云：“脾土不升，木火失生長之政，一陽淪陷，腎氣漸亡，則下寒而病陽虛。”
此外，黃元御非常重視六氣，認為天人相應，他以六氣統十二經，以六氣來論述人體的生理和功能。在病因上多著眼于疾病存在的條件，認為內傷者病于人氣之偏;外感者病于天氣之偏而人感之。每一氣應兩經，有司化、從化之不同。又以《傷寒論》六經不及六氣，主張以六氣統六經，認為六氣與人體五臟六腑相應，故傷寒立論也以六氣所化為基礎。黃元御的獨特見解，對六氣、六經和臟腑關系的病機理論有很大的發展，十分值得我們探索和挖掘。
總之，黃元御主張“百病之源，源于陽衰土濕”，治療中應該瀉水補火、扶陽以抑陰，崇尚補火建中、溫陽補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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